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同年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撰写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树。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领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转战北满和南满，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东北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认为卓越的贡献。他坚决反对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进行的阴谋分裂党的活动。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

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时，他受毛泽东委托调整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并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道，果断地采取了动员城镇2000万人下乡、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等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恢复了国民经济。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调查，建议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代表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先驱思想。他的这一主张和其他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曾被人认为“右倾”，而受到毛泽东的冷遇。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

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

1975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6年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曾对叶剑英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应该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

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和重大决策。例如，对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改革的步子要稳，要“摸着石头过河”，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指出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大量提拔培养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等等。他还为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生活。

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3卷）。

陈云同志出生在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的一个贫苦农家。那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中国人民和许多志士仁人正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陈云同志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尝艰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还在小学读书的少年陈云朴素的爱国情感。

1925年，陈云同志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他认识到，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把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陈云同志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无论是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还是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无论是参加组织如火如荼的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还是参加领导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无论是领导党的组织工作还是主持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无论是参加领导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还是主持东北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陈云同志始终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精心谋划，勤奋工作，以高超的智慧和卓著的工作，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为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为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突出贡献。陈云同志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同志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积极参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和斗争。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同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等一起，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次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陈云同志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推动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特别是抓紧培养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保持党和国家稳定，成功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伟大进程中，陈云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他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陈云同志具体部署和精心组织，全党全国共同努力，只用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党和政府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的艰难局面。

为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陈云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功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们党推进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陈云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同志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

他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他较早地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力求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陈云同志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后，陈云同志曾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他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以往经济建设方面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他的这个重要认识，对我们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次调整，使“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必要条件。

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陈云同志一贯主张，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经济建设必须做到综合平衡，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还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陈云同志经常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他说，我是管吃饭穿衣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这些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党的经济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本质的深刻认识。陈云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入探索和准确把握，为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党的十四大以后，陈云同志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但他依然高度关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始终不渝地支持党中央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陈云与夫人于若木共有5名子女

大女儿陈伟力

儿子陈元

女儿陈伟华

女儿陈伟兰

小儿子陈方

陈云孙女，陈晓丹

陈云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充分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和高超政治智慧，形成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陈云同志执着追求理想、始终忠于党和人民。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无论斗争如何艰巨、情况怎样复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贞不渝，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陈云同志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体现在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上，体现在他对人民的深切关注中。陈云同志有一句名言：“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他强调，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管是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切实为人民谋利益都是他遵循的一贯原则。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他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脱离群众，鲜明地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在陈云同志身上，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陈云同志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志之一。他从长期实践和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陈云同志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陈云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勇往直前，是为了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的典范。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同志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支持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张正确认识和评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凡是认定的真理、看准了的事情，陈云同志从不轻易放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也不论形势多么险峻，他都会下大决心，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陈云同志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非凡胆识和坚定立场，充分展示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

陈云同志善于总结经验、崇尚真抓实干。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陈云同志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说，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陈云同志强调：“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陈云同志善于调查研究，脚踏实地工作，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从不发表空泛的议论，每讲一个问题，必定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陈云同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总是强调：“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陈云同志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十分注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慎重决策，力求稳妥。同时，他勤于思考，从不墨守成规，总是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创造性地提出开展工作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强调，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存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陈云同志的这个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充分显示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

陈云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始终淡泊名利。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不居功，不自恃，始终能够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陈云同志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也遇到过曲折，但他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消沉退避。陈云同志说过：“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从来都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他说，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一个人为党做好工作，这是应该的，有了成绩，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说，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陈云同志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

陈云同志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经历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云同志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

陈云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展和成功，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陈云同志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陈云同志的风采将永远留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陈云同志的思想和品德将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开拓前进。